反恐的根本問題不是治安而是制度|楊建利

【2015年12月02日 6:21 下午】反恐的根本問題不是治安而是制度|楊建利


1月13日發生在法國巴黎的恐怖襲擊震驚了世界,促使人們對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威脅給予更多關註,也引發了人們對恐怖主義的更深思考。自911事件以來,恐怖主義上升為西方社會高度重視的議題之一,但基地組織的衰落卻沒有為世界帶來足夠的安全感,這一恐怖組織尚未被徹底消除,而博科聖地等新興恐怖主義組織則不斷出現,直至出現了控制大量土地和人口的極端殘忍的伊斯蘭國。

巴黎的恐怖襲擊事件表明,在對付恐怖主義這一迫切的議題上面,民主國家的策略遠遠談不上成功和勝利,未來的反恐道路任重道遠。要從根本上消除恐怖主義對人類的威脅,需要人們以更開闊和更敏銳的目光來審視恐怖主義存在的土壤,不能僅由各國孤立地或者聯合地以對付治安事件的警察手段從事反恐--似乎破了案抓住了兇手控制或者消滅了犯罪團夥就萬事大吉了。

很多人將恐怖主義的威脅與伊斯蘭教聯系在一起,沒有錯,伊斯蘭國的成員的確是伊斯蘭教徒,然而,雖然我對伊斯蘭教缺少研究,但是從常識來判斷,一個存在了近一千四百年之久、遍布世界(包括民主國家)擁有十幾億信徒的宗教伊斯的教義應該是教導人們向善而不是向惡,以恐怖主義的手段殘殺無辜平民,無論如何都不能符合存續了近一千四百年的宗教精神。從世俗的學術眼光來看,宗教的產生是一個民族長期記憶的心理產物,承載著一個人群的心靈寄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現實世界發生了變化,對經文的刻板理解和遵從會產生與現實世界的巨大沖突,如果沒有必要的宗教改革,這種沖突存在於所有的古老宗教與當代現實之間。人類的行為除了遵從宗教教義,也會遵守顯而易見的常識,不能因為恐怖主義實施者較多信仰伊斯蘭教而得出恐怖主義與某種宗教有著必然關聯的結論,巴黎恐怖襲擊案發生後,意大利等地發生了穆斯林民眾對恐怖分子的抗議遊行,這說明恐怖分子只是穆斯林中的極少數,而且,恐怖主義者的成分復雜,也未必就一定是虔誠的教徒,正如最近被捕獲的博科聖地領導人Bulama Modu在被審問時所說自己“看不懂古蘭經”和“不懂得(伊斯蘭)禮拜”。

來自伊斯蘭世界的著名女性Wafa Sultan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我們目睹的這場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不是宗教的沖突,或文明的沖突,它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東西,兩個時代的沖突……它是自由和壓迫的沖突,是民主和專制的沖突。”

我們應當看到,雖然恐怖組織成員中有人來自西方社會,但其中的絕大多數生活在中東地區,生活在封閉的專制社會之下,而那些西方社會“自產”的恐怖分子,也存在著與主流社會文化隔絕而自我封閉的問題,而且恐怖分子的基地和大規模恐怖行動的策劃地一般不可能在開放的民主社會。專制社會的特點是信息封鎖,文化和心靈的自由無法充分發育,這是仇恨得以傳播的基礎。即使宗教生活並不活躍的族群,只要有專制社會的控制和影響,仇恨也是很容易被傳播的,比如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反美、反日宣傳,並不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

伊斯蘭國是有成套信仰系統的恐怖組織。只有在封閉的社會,極端邪惡的觀點(尤其是不遠離當局政治正確的觀點)掩蓋在成套的信仰系統下而不受到言論自由的挑戰和破解,在封閉的社會生成更加封閉的組織,成員完全沒有懷疑的空間,只有聚在一起互相激勵,極端殘忍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因此越來越極端越來越殘暴。對付伊斯蘭國不能像對付恐怖治安案件,必須有另一套信仰體系作為反恐的思想根本。

我絕不相信一個信仰自由和民主的人會從事恐怖主義的活動。

所以,我堅定地支持Wafa Sultan女士的觀點,究其根本,文明社會與恐怖主義的沖突是民主和專制的沖突,要想從根本上消除恐怖主義,必須堅定不移地在全球範圍內廣植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推動專制國家--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的民主轉型建立開放的民主社會。

但價值觀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條件,那就是一個自由話語場的存在,在專制者將自由理念視為洪水猛獸進行防範的地方,你很難期望沒有外力的參與這些價值觀就能夠很快地在一個地區形成。但由於恐怖主義是具有侵略性的,無論911還是巴黎的恐怖事件,都是有外部勢力策劃和支持,民主世界完全有理由對這些勢力進行打擊,而在進行這種打擊的同時,民主世界有條件,而且必須十分明確地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推廣到那些地區建立民主社會,以此作為全球反恐的最終目標。奧巴馬上臺後放棄美國在伊拉克的建立並穩定民主制度的原定目標,倉促撤軍,伊拉克民主制度建設進程裸露在極端宗教實力的破壞之下,西北部逐漸形成政府力量虧空,成為伊斯蘭國的基地。

而在敘利亞,當巴沙爾大量屠殺抗議民眾的時候,美國表明了要巴沙爾下臺的立場,但由於俄國和中國的阻撓,美國未能在聯合國獲得打擊巴沙爾的足夠法理基礎,因此,敘利亞的政局陷入長期的膠著狀態,巴沙爾和反對派誰也無法在短期內獲勝,這就形成了很大的權力真空,宗教極端勢力趁勢而起,並裹挾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力量。

生活在封閉的專制社會中的人,即使暫時脫離了統治者的權力約束,相當一部分也不會自發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我認為,在這樣的地區,只有必要的軍事存在和政治外交努力,促使社會言論自由機制的形成,才能將這一地區的局勢逐漸引向對民主世界的安全有利的方向。那種幻想通過不幹預而置身事外的想法是幼稚的。

這就像一場戰爭,最好的防守往往是進攻。我們看到,在法國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盡管巴薩爾所掌握的政權仍然是聯合國成員之一,卻沒有哪個國家死摳教條地認為法國侵犯了敘利亞主權。那麽,當巴薩爾屠殺平民的時候,如果民主國家能夠團結一致對其政權進行打擊,迅速果斷地消除這一專制集權政府,在敘利亞推動自由選舉和民主變革,哪裏可能會給伊斯蘭國這麽大的發展空間,給歐洲帶來如此嚴重的創傷把世界籠罩在恐怖的陰影中,而且,及時的幹預也會避免目前讓全世界頭疼的敘利亞難民問題!民主國家對沖突地區的幹預應該是果斷和主動的,不應過分受制於效率低下的聯合國機制。如果不在極端分子最密集得地方解決恐怖主義的根源問題,亦即封閉專制問題,恐怖主義就必然會找到溫床成長進而進入自由社會進行破壞,使自由社會承受難以想象的代價和傷痛。

目前,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也在考驗著民主國家,那就是俄羅斯的“反恐”。事實上,正是俄羅斯在巴沙爾去留問題上與民主國家的對立,才導致伊斯蘭國坐大,俄羅斯對伊斯蘭國的打擊由恐怖炸機事件而起,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但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並不是世界民主力量的組成部分,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國中東政策的扯後腿者和攪局者,是巴薩爾的支持者,西方社會應該意識到普京不可能是西方推廣自由民主理念的同盟軍,因此,與俄羅斯的法國式結盟必須是局部和有限度的,這就象二戰時西方與蘇聯結盟,而當戰爭結束,冷戰迅速開始一樣,東西世界走向不同的發展方向,極權者同樣是人類安全的威脅。

很多事例表明,恐怖分子及其組織與被襲擊的國家並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也不存在西方對其宗教信仰的歧視,衝突的根源是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壓迫,友愛與仇恨這些觀念上的根本分歧,是世界觀的巨大差異,如果無法認同專制、壓迫與仇恨這些落後的思想,那麽,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們就需要有面對的勇氣,以堅定、果敢的態度,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敢於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廣自由民主的理念,這不僅是對被奴役和被欺騙的人們的一種救助,也是民主自由國家自身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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