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鬆經濟、緊政治」到底又關2047什麼一回事?|蕭少滔

【2016年02月15日 3:26 下午】中國的「鬆經濟、緊政治」到底又關2047什麼一回事?|蕭少滔


這個情況其實「考起」很多港豬。因為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一直都是類似「政治閹割」一般,腦袋天生對政治抗拒,因此看經濟就真的只是看經濟,像豬一樣,只盯着東西能不能吃,而不會像人一般反省,由經濟看得出一個政治、又或者從政治看出一個經濟。絕大部份香港的所謂「精英」,真的只是堅相信:只談經濟、不談政治,才是一種正確的用腦方式。這種情況在人腦進化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這個思考盲點,實在不能不盡早搞清楚,否則港豬們繼續混混沌沌的盲衝直撞(又或者中央大員以為部份港豬怎的忽然叛逆發癲…) ,這種趨勢,香港小則一事無成、2047年等待「被消失」,大則車毀人亡、未到2047就宣布基本法玩完。而2047這個「終極回歸」是鐵一般的事實,不會因為人的主觀意志而稍為變改,港豬早晚也得要面對和部署。

先反省一下香港這邊英國佬的安排吧,是非常清楚的「賣豬仔」格局。政治上其實也是很緊的。

回想英國佬的殖民統治,其中一招其實也是「鬆經濟、緊政治」,這一點倒不是中共專用的手段。香港的經濟政策,一直都是放任自由,這點連經濟學大師佛利民也不得不撰寫專書《選擇的自由》來推崇備至,一點也不假。但政治上,如非要面對1997的死線,斷估英夷也不會死死地氣在1984年才開始搞「代議政制」的一系列改革。至於所謂「扶植英帝代理人」也又真是笑死人也,大纜都扯唔埋:皆因當年所謂主流民意代表的民主派,差不多清一色是「民主回歸派」,英國佬這種搞法,似是為自己安排「送終隊伍」乎?  後果其實很明顯,就是一眾民主回歸派都非常配合中英兩個主權國對香港的「回歸安排」,而港人對於自治內容和細節的急切需要,反而被「愛國」的熱情架空,甚至將英國佬的法治傳統公然揚棄,而不肯注意魔鬼永遠在細節中,凡事宜先小人後君子,講清楚先至好「落搭」;最終偷換成市井小人的「有著數、袋住先」:優先解決「殖民勞役」再來尋求「人民內部民主協商」。

香港回歸當初的「政改」有一個「十年緩衝期」,其實就是沿自於這種「先後次序」的假設而來。因此所謂「送終安排」,其實是英國人安排給港豬自編自導自演的,自己送自己的終。而現在還居然有這麼多新生代的港豬「歸英戀殖」,也難怪土共恥笑和看不起的了。而對港豬最當頭棒喝的,應該是2015年習近平訪英時候那個「103響禮砲」了吧?  再一次顯示,香港的回歸安排,是中英兩個大國之間的事。港豬只配做觀眾。

香港在1984年之前,根本完全沒有任何港人自治的空間,何解? 其實很簡單而已:香港當時正在急速變化之中,「解決溫飽是硬道理」,而經濟的波動根本容不下港人的所謂「民主訴求」。這些也又是那些民主回歸派所不願港豬所客觀理解的了。

話說香港在二戰之後的「重光」日子,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其實也正在磨拳擦掌,熱議是否要「收回香港」。而這種舉措,也是沿襲其一貫的「去殖化」民族主義政策而來。因此英國政府在日本投降之後,就直接扒過蔣介石的頭,不顧這位「亞洲戰場」的主角,直接重新登陸香港,找日本皇軍「受降」去也。因此也可見毛澤東那句「長期利用、充分打算」,也不止是自說自話,起碼英夷聽在耳裡,總比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反英抗殖」來得順耳也。而事實上,英國也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只不過在保住了殖民地的同時,中國由「抗美援朝」開始就一直被迫鎖國,而香港作為中國的自由貿易口岸,在戰後也因而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這個維護殖民地的代價那才真頭痛噢。

在危機情況下,當時「米行」領牌要保證「三個月食米存量」,這種怕餓死的註腳,難道是杯弓蛇影這麼簡單嗎?  當時不實施軍管己是萬幸,還講什麼民主?  因此英國在香港的「鬆經濟、緊政治」絕對是客觀形勢所使然,不是什麼經濟學天才的靈機一觸也。而在其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以至波及香港的六七暴動,也令到英殖政府傷透腦筋。於是多種「惠民」政策一波接一波的推出,七十年代再面對「石油危機」和「越戰」的多重打擊,整個亞洲都動盪不堪。而在這個特定时空之下乘時而起的「亞洲四小龍」,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緊政治」。對於「經濟」方面,四小龍中的三個採取了「政府主導」的政策;只是唯獨香港相對例外,鑒於其相對成熟的商業基礎,經濟才被「放任」發展;但也並不表示政府真的是袖手旁觀:香港的翻天覆地的新市鎮建設,難道就不是為了重新安排香港的工業物流佈局和勞動力配對乎?

當時英殖政府唯一「開放」的所謂「管治範圍」,其實就只有「只管民生衛生」的「市政局」而已。而市政局的所謂「民主化」也又是因應六七暴動而來,自1969年政府發表《地方政制改革報告書》直至1973年的改組才落實民選議員的地位。而英殖政府當時「隻眼開隻眼閉」的「小販政策」,結果就落到市政局頭上來管理善後。

也可以題外一想:假如香港的小販管理還是由一個兼顧全港利益的市政局來管,又會否爆發諸如2016年初一般的「旺角暴動」出來?  但當年即使是由民意代表管理的小販情況,還不一樣是有「走鬼」的情況乎?  這種「叛逆」的基因,由「小販」這個角色所聚焦的形象,其實早就深植在基層港人的集體基因之中;因此才又有1986年電影《英雄本色》裡面的一個搞笑鏡頭,就是當周潤發和狄龍一對「草莽英雄」乘名貴房車經過見到一個賣「豬腸粉」的小販車,居然下車幫趁吃得津津有味;這個還不止,好玩的是忽然走出一個警察而小販立即「走鬼」,兩位「身光頸靚」的英雄竟然「反射作用」一樣,一起幫手推着車仔走鬼!  這個「小販基因」的認同感儼然就是「政府與民間」關係的對照了。所謂「港人自治」是一種怎樣的心態,這組鏡頭比起千言萬語的政治分析要深刻得多了。就是:只要不影響到英國的殖民管治,就隨便你幹什麼都可以;而民間與政府,是天生對立的。

假如會影響到殖民管治的,英殖一向都是鐵腕「整治」。遠的六七暴動不細說了,但大家不會忘了1978年「金禧中學」的學潮吧?  今時今日的「殺校」,相比之下,小兒科矣。而當時最終拍板接管處理的,其實是港督麥理浩爵士。這種鐵腕的理念何來? 還不又是英殖政府之下,學校不得「搞政治」的一貫政策乎。因此寜願把整間學校關掉接管,也決不會讓「進步教師」和獨立教師工會過問學校應該如何管理的問題。

好了,閒扯了香港許多往事。實在中國大陸的「鬆經濟、緊政治」又是如何一回事?

話說鄧小平的其中一個開心大發現,就是在英殖治下的彈丸之地,居然比起中國這個天朝大國「先進」得多。尤其在抗美援朝一役,中共深深體驗到這個「體外經濟」的種種好處。於是鄧小平老實不客氣的發揮其「務實主義」本色:抄之哉。

於是其後鄧小平就有豪情壯語:內地也可以多建幾個香港。

1979年的深圳特區,設計概念就是這種「複製香港」的實驗。於是乎深圳這個橫空出世的「特區」就見證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未見過的「經濟奇蹟」。由一個只有三萬人的小鎮,發展成為一個千萬人口聚居的大都會。「建區」之前的工業總產值只有大約六千萬元,不到三十年,GDP 接近4,500億元;在金融、工業、高新科技各個領域,深圳都是全國楷模。在1992年,更獲得人大常委授予「立法權」,等同省級和直轄市的地位和待遇。而其後隨着全國性法規《立法法》在2000年頒布實施,深圳進一步「兼併」附近市區,合併為一個接近二千平方公里的特區,同步理順「一市兩法」的狀況。

可見中國在「複製香港」方面,以「經濟寬鬆」的手段來創造發展空間,是非常清楚的。其後這個「複製」的手段,更加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內,中國基本上已是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

不過這種「經濟開放」的手段,與中共的管治理念,其實是火星撞地球的。因為香港那一套,是百份百原汁原味的資本主義,詳情可見佛利民的分析。而中國的「立國基礎」是社會主義;如何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內,將資本主義的經濟普及起來? 這個問題又試問那個學者夠膽論斷乎?

因此鄧小平也只能用他的「實用主義」來回應,就是「黑貓白貓論」和「摸着石頭過河論」;亦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講法,看起來很簡單。但真正實施的時候,就絕對不是那麼簡單了。中國經濟過去一直都大幅變化,這種苦況,又真是不足為外人道。按中共新聞網自己的描述:改革開放以來,總共有六次「宏觀調控」[1]。亦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了六次比較明顯的波動,包括五次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一次通貨緊縮,與此相對應,經歷了六次比較大的宏觀調控。

這種反覆上落的情況,對於政府管治社會的衝擊,當然又不能只當成是經濟問題這麼簡單來看啦。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對「社會主義政治」的侵蝕。八九年那場六四事件,波及的其實不止是北京一地,其他各地都有大規模示威。而當中的導火線,其實是「官倒」的問題。就是在「平行時空」的「兩套經濟」之下,官員只要有「物資審批」的權力就能將公營經濟所稀缺的東西轉手販賣到私營經濟的領域去圖利。面對這種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當時「第二次宏觀調控」的主題就是「闖物價關」,企圖全面過渡到「商品經濟」從而理順惡性通脹對民生的威脅。

而其後才又有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矢志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作為「社會出路」。與此相對應的,是早在1986年由方勵之所發表的「共產主義失敗論」,並且發起「學校獨立於政府」的政治主張,從而追求「科學、民主、創新、獨立」的目標,亦即其後被指控是「全盤西化」的政治主張。後果是1987年中共發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中被開除黨籍和教席。而這個「學潮」的矛盾其實只是預示了幾年之後,規模更大的六四衝擊。

當時除了中國以外,其實全世界的共產陣營都面對類似的現代化衝擊。不過在這個「民主化」的關鍵時候,中共和蘇共就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而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共就更加振振有詞,差不多每個領導人都強調「不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而習近平上台時,也是念念不忘告戒中共黨員,要以蘇聯解體作為重要學習個案,前車可鑑,中國不能掉進蘇聯解體那種混亂和沉淪的狀態。

而實在蘇聯解體也決不止是「政治突變」這麼簡單。統計上除了GDP幾乎一夜消失之外,還有前蘇聯地區的「人口統計」那才恐怖:人均壽命大幅下跌,並且出現婦女不敢生育、男人壯年早喪等等戰亂國家才會出現的慘況。這個「瀕臨黑暗時代」的境況如下:

黑暗時代的第一種現象,是人命變得不重要。[2]

russia population

據俄羅斯人口統計數據勾勒出來的景象是:二戰後俄羅斯人口也出現過一個「嬰兒潮」,但在六十年代開始就經已出現生育率下降現象、而死亡率開始上升。這個本來是一個「經濟成長地區」的自然現象。不過蘇聯的情況稍為特別,那是因為在計劃經濟之下,人民連「吃飯」都成問題之下,人口增長受到物質匱乏的約制。

但比較在「解體」之後的情況,可以見到一個恐怖的情況:俄羅斯的死亡率大幅颷升,使得人口出現急劇的「負增長」!  死亡率大升而出生率大跌,死亡率超越出生率,導致人口下降。這種情況由1990年持續到2000年整整十年才停止。

據學者分析,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出現大量酗酒情況,加上經濟不景的壓力和衛生服務質素下降,這十年間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縮短了。這種現代世界大型經濟體的「罕有」情況是一個嚴重的警告,黑暗時代那種「集體絕望」的情況,是可以在現代世界出現的。

而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所出現的嚴重分裂和地域性民族武力衝突情況,也導致了人口大量的不正常死亡,只是差點沒有演變成滿州帝國覆亡之後的軍閥混戰局面。學界對當時的現象有事後的統計,就是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後,它幾乎立即登上了全球榜首:暴力罪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3]

russia homicide

俄羅斯公布的不正常死亡數字在解體前和美國相約,但在解體後立即爆升,與美國大幅拋離兩倍以上。並且持續拉濶差距。最高點時,每年有接近五萬人死於「蓄意謀殺」。而這個也只是「有公佈的蓄意謀殺」其他的形形色色「不正常死亡」也不會比這個數字好看。

而假如以上數字還未夠驚嚇,請看看「不正常死亡」的排名榜:「謀殺」其實只是排第三名而已,排首位的是「自殺」、排第二的是「不明不白的受傷」。算了吧,或者這樣理解會比較容易明白:明顯被謀殺的叫謀殺,其他的極其量叫「死得不明不白」。那十年裡,其實一直都是「黑幫當道」的世界。如此推算起來,每年「死於非命」的人數,差不多是十五萬人才靠譜!

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十五萬人,即是大約年每香港一條公共屋邨的人全部「非正常死亡」而消失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種震撼畫面吧。

而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女人怕得要死,連「生仔」也放棄了。自己的生存也成問題,還管得了要添丁?

按俄羅斯的出生統計,「總生育率」由1990年的「解體」開始一直插水,正好又是「十年動亂」時間過後才慢慢恢復過來。而這種情況,很明顯不是因為經濟增長和個人生活質素變化所帶動噢。[4]

russia fertility

不過俄羅斯還算幸運的了,第一:她不是被外來的惡意軍事力量所摧毀,是內部解體。第二:社會問題只是政府管治暫時失了靈,而且在共產黨主導的計劃經濟被取締了,社會生產方式需要時間恢復,期間的公眾生計受到極嚴重的影響。但起碼俄羅斯的教育到位、文盲率低、而技術工人不缺;國土之內並且擁有大量天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和各種礦產可供開發、大量土地可供耕作。

俄羅斯的苦日子捱得不算長,而政府管治也恢復得快。但的而且確,在政府「被消失」的一段時間裡,經濟情況出現了極其嚴峻的挑戰,而社會秩序也出了極大問題。雖然國家和社會存活了下來,但這個十年的「社會斷層」和瀕臨「黑暗時代」的恐怖也足夠世人警愓的了。

講完心靈創傷和生靈涂炭,也講一些香港人能夠理解的東西吧:經濟數據。

有圖有真相。按聯合國公佈,全球十大國家 GDP排名:在1970年,蘇聯全球排第二,僅次於美國。解體後,數據不太可靠。不過總還可以推算出來。而到了2000年後,亦即「十年動亂」過去。數據開始清晰。情況是:俄羅斯由1970年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1990年後失了踪一段時間,到了2000年之後,終於「谷底回升」,目前總算可以「追得上印度」。國家GDP由1970年的七倍大於印度,衰落到2000年的低點時比印度還要少一半,雖說有一點此消彼長,不過什麼叫做「衰到貼地」,不用多解釋了吧。而美國和中國,則在同期進入超級增長期。

中國之所以深以蘇聯解體為戒,不是沒有理由的。蘇聯解體是一個恐怖的黑洞。

上述數據可以按每十年節錄表列如下: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1 2012 2013
美國 1,076 2,863 5,980 10,285 14,964 15,518 16,163 16,768
前蘇聯 / 90 後俄羅斯 433 940 778 260 1,525 1,905 2,017 2,097
德國 215 947 1,765 1,947 3,412 3,752 3,533 3,730
日本 209 1,087 3,104 4,731 5,495 5,906 5,938 4,899
法國 149 704 1,275 1,368 2,647 2,863 2,687 2,806
英國 130 563 1,060 1,549 2,408 2,592 2,615 2,678
意大利 113 476 1,178 1,142 2,127 2,278 2,092 2,149
中國 91 307 404 1,193 5,950 7,314 8,229 9,181
加拿大 88 273 592 739 1,614 1,789 1,833 1,839
印度 61 185 327 468 1,705 1,930 1,893 1,938

聯合國數據按當時價格計算,十億美元 (節錄同上)

russia gdp

聯合國數據, 按當時價格計算,十億美元[5]

中國看到的「前車可鑑」,就是生靈塗炭、經濟凋零。不爆發更嚴重的動亂甚至內戰,也許就是要靠普京的那種「新權威」的管治方式來打救。而中國也就早在六四之前,就選擇了「政治從緊」的政策。甚至可以倒過來講:是普京學到了鄧小平那一套「威權統治」的解決方法。

而先前我也有提及到中共的「反貪腐」達到了「內戰」的程度,也是相同道理的。因為蘇聯解體主要是由於蘇共內部的既得利益份子「集體跳船」[6],一個華麗轉身變成「民主先鋒」! 這種對於內部倒戈的心理威脅,也是中共採取鐵腕手段的合理成因。從鄧小平的角度來看,趙紫陽當然就可以和戈爾巴喬夫對號入座;而難道方勵之又不似葉利欽乎?

或者可以這樣比喻,當汽車的速度越高的時候,司機很正常地會對軚盤抓得越緊;而「中國」這架超速汽車,更加是在一邊開車,同時一邊將軚盤修改由左邊搬到右邊去 (當時我在巴黎上課時,蘇聯教授的講法)。試問在這種「亡命飛車」的情況,有什麼可能司機會讓其他人跟他「搶軚」?

從道德判斷的立場來評論是對是錯就無謂了,但這的確是中央領導人眼中的真實情況。他們全部都提心吊膽、怕得要死!  對於「解決問題」來講,沒有所謂對於錯的。真正令到香港人如坐針氈、無法安樂的,是香港和中國的歷史條件完全不同,又能否在2047年之前找得出一個可以長期和平共存的模式出來。 但會否終歸都會捲入同一個惡性循環、或者循環跌宕的磨人境況,這個就真的唯有靠港人自求多福了。

[1]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134502/135126/index.html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Russia#mediaviewer/File:Natural_Population_Growth_of_Russia.PNG

[3]  Center on Aging, NORC/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ral Research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SUNY, Albany, NY. Andrienko Y. (2001)

[4] 維基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Russia

[5] 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

[6] 蘇聯解體 – 蘇共的集體跳船自救, 網誌2013年2月4日http://www.alexstshiu.blogspot.hk/2013/02/blog-post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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