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發生在某一天,發生在每一天 — 再論非暴力抗爭︱楊建利

【2016年10月25日 12:54 下午】革命不發生在某一天,發生在每一天 — 再論非暴力抗爭︱楊建利


八九「六四」以後,革命與改良之爭這樣一個偽命題屢屢被爭論不休是一種悲哀,這首先歸因於中國社會的言論封鎖使多數中國人無法對政治發表意見,而某些知識人言論與現實的脫節同樣體現了專制政權割裂各階層、導致社會原子化的危害,往往這一話題的熱烈討論,不僅疏於對中國民主化路徑的認真探討而且分化甚至不必要地割裂中國現存的政治異議群體。

六四屠殺的殘酷令舉世震驚,它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27年來,雖然中國政府羞羞答答地將尊重和保護人權的文字寫入了憲法,但在整體上來說,中國政府依舊強硬地拒絕普世價值,將民主政治稱為「邪路」。然而,即便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專制者,也不得不承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儘管他們在現實政治中處處設防,游戲化這些價值觀的文字,甚至篡改其基本含義,避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成為人們追求社會變革的旗幟。僅此一點即可說明,他們內心並非不知道普世價值是中國未來的方向,他們所做的僅僅是在阻延這一過程。文字與現實的差別如此之大,甚至發生709大抓捕這種嚴重的法治倒退事件,甚至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長期關押並切斷其與外界幾乎全部的聯系,對於改良——這種需要官方與民間合作,上下結合,甚至是由統治者上層主導才能推動的變革模式——幾乎看不到可能性。

在中國社會由專制走向開放的過程中,目前中國的現實表明,無論實現的過程長短,革命幾乎是唯一的選項,我們不僅需要政治領域的革命,也需要經濟領域、思想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廣泛革命。之所以將這一變革過程稱為革命,首先是因為中國需要的變革不是對行政領域的部分修補、而需要實現一次全社會觀念和政治規則的大變革,其次,這一變革的推動力主要在民間而不是權力者。

然而,革命絕對不等同於暴力革命。過去,當談到革命的時候,很多人會想起暴力,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漫長的人類歷史多數時間是處在蒙昧和野蠻的狀態之下,發端於民間的力量要完成社會革命,多數要通過暴力手段完成,然而,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必須走出這樣一個簡單的觀念誤區。盡管、甚至恰恰因為熱(核)兵器時代的專制者在面對民間社會時具有更大的力量優勢,隨著交通、通訊手段的改善和社會教育程度的提高,革命早已不再只是依賴暴力才可以實現的目標。

說到這裡,當然要談到「非暴力抗爭」。政治學意義上的革命一般是指政治制度的變革,即使從漢語中」革命」一次的詞源(與西方的revolution含義有一定差別)來講,「革除天命」、改朝換代的目標也早已可以通過非暴力抗爭手段來實現,發生在原共產陣營的蘇聯、東歐諸國的「蘇東波」是非暴力抗爭力量的顯現,原東亞文化圈韓國、台灣的民主變革也與民間長期不懈的非暴力抗爭密不可分。

但是,在談到中國未來變革的時候,甚至一些反對專制的同道朋友也會陷入與中共「中國國情論」同樣荒唐的思維陷阱,以為非暴力抗爭只在甘地面對相對文明的大英帝國時才會有效,而面對中共的專制統治,非暴力抗爭是沒有前途的,這是不是另一種歧視性的「中國國情論」呢?我們看到,即使是二戰期間的丹麥,面對納粹德國的占領,丹麥人們的非暴力抗爭同樣有效;另外,我們要看到,當專制政權對抗爭者進行鎮壓的時候,其手段與是否共產黨無關,有些國家的抗爭者面對的統治者相對文明,但有些抗爭者面對的危險並不亞於中國今天的抗爭者,比如韓國的金大中,便曾遭遇爆炸暗殺、綁架、沉海等迫害,2008年發生在緬甸的僧侶抗議中,連在場的日本記者都被鎮壓士兵近距離射殺……

非暴力抗爭同樣深職更需要勇氣,有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這些沉重的代價之後,我們畢竟看到很多國家的非暴力抗爭是有效的,之所以我們尚未在中國看到非暴力抗爭所推動的政治巨變,在我看來,只是因為中國的非暴力抗爭運動本身沒有得到足夠的發育。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社會中非暴力抗爭中的許多成功案例,這些案例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就像指望一個年少幼童在短跑比賽中超過世界冠軍那樣不現實,中國政治領域的革命,如果不經歷廣泛而相對成熟的非暴力抗爭過程,也是不可能實現的。物理學認為,運動是力的作用,其實,政治領域的變革,也是力量作用的結果。暴力是力量的一種,但力量的含義,並不僅限於暴力,觀念、人心、輿論和國際干預同樣是力量的構成因素,特殊情況下,金錢、習俗、文化、笑話乃至謠言也可以是力量的構成。比如說,1989年12月21日,當齊奧塞斯庫面對成千上萬山呼萬歲的民眾時,他身後的國家暴力與幾十分鐘後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整個國家政治的力量構成卻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那些原本在國家暴力面前似乎不值一提的力量卻讓齊奧塞斯庫倉皇逃遁。

所有的革命都有其背後的社會成因,而不可能是什麼人憑空發動,革命有時也需要一些戲劇化的偶然因素,但這不是我們可以預料和把握的,我們只能就可以看到的力量部分來進行討論。今天,當人們談論「令人神往」的八十年代時,我是有所懷疑的,的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中國政府對知識界和思想界的限制較之此前大大減少,但當時中國民眾真的具有比今天還多的個人自由嗎?認真的考察可能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那麼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為界,儘管在政治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倒退,但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普通中國人的社會自由程度其實是迅速增加了,我認為這正是八九民運的成果,八九民運雖然失敗,但這場規模宏大的抗爭運動把許多此前被忽視的問題放到了全社會面前,迫使中共在產權、遷徙、經濟自主、司法等方面不得不對社會讓步,即使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這一變化同樣會發生。也就是說,就連一場「失敗」的民主運動,都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力量對比,更不用說在八九民運之後,異議者和維權群體正式開始了作為一種常態的抗爭和堅持。

與暴力革命相比,非暴力抗爭的一個優勢在於,任何時候,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群體或個人手段來進行實踐。非暴力抗爭的手段絕不僅限於上街游行,著名的非暴力抗爭研究者金夏普曾經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的手段,而在過去這些年的中國,我們看到有很多並不在金夏普總結範圍內的手段被民眾採用,比如上訪、圍觀、網絡抗議等。有人嘲笑民眾上訪是「跪著造反」,卻不知非暴力抗爭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抗爭的過程可以瞬息萬變,如果上訪無效,那麼,中共為何會千方百計對上訪進行限制、打壓?

非暴力抗爭的效果不是一條可以進行精確統計後畫出的直線,參考其它國家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到,有時候這一過程的進展很慢,有時候卻又轉而迅捷無比。可以肯定地說,最後的戲劇化變革與此前艱難的推進是密不可分的。僅就中國今天的維權運動而言,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它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力量對比:扎實地推動了普世價值觀念的傳播、消耗專制者的鎮壓資源、維權過程中維權公民的交叉聯系和人權文化圈的形成等等,而這些維權活動在體制內人士內心產生的改變難以確切評估,暫且不談。

而且我們不要只將目光放在那些廣受關注的維權個案上,實際上,維權作為一種非暴力抗爭手段,在局部領域取得突破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退伍軍人、下崗職工、民辦教師、環境污染受害者等群體的維權,很多都會取得成效,暴力拆遷的受害者也有很多通過抗爭獲得相對公平的補償,這些成功的案例雖然不太受輿論關注,但它起到了一種示範效應讓更多人起來抗爭,並且從財政資源上一點點削弱專制者的鎮壓能力,世界上沒有任何專制者的鎮壓能力是無限的。這是近年來中國社會中一個巨大的變化,是在觀念和行動上扎實而不可逆的變化。

的確,非暴力抗爭的過程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暴力奪權也未必一撮而就,中共的奪權盡管有蘇聯大力支持和有利的國際背景,也用了二十八年),但非暴力抗爭作為一種易行的方法,是每個人都可以實踐的:比如網絡圍觀,比如對惡政、惡官的嘲笑挖苦,都在一點點改變我們身處的環境,即使是體制內人士,面對錯誤的決策消極怠工也是一種非暴力抗爭……非暴力抗爭的效果在政治變革上的體現,需要有足夠多的人參與其中,這是關鍵,沒有足夠多的人起而維護自己的權利,沒有足夠多的人願意為社會公正和法治付出一點時間和精力上的代價,變革是沒有基礎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懷疑和否定非暴力抗爭的效果,而是促使更多的人以可以承受的代價參與其中。

關於非暴力抗爭的效果,作為中國人,讓我們回到中國歷史有最早准確紀年的公元前841年來看。這一年,殘暴的周厲王遭遇了一場“國人暴動”被迫逃亡,這一事件在歷史上被名之為“暴動”,但細查這一古老的事件,有趣的是我們卻看不到暴力的作用,只看到即使在古老的西周時期,也有著與今天的非暴力抗爭相似的邏輯,那就是足夠多的人參與抗爭可以改變政治。在這場著名的“國人暴動”中,雖然四郊而來的國人手持棍棒、農具,但起作用的並非這些不入流也無法與軍隊對抗的武器,而是人數上的眾多造成的心裡威懾使士兵拒絕參與鎮壓,並造成貴族集團的分裂,達成了“周召共和”的局面。也就是說,雖名為“暴動”,這一事件卻沒有直接暴力的因素,重要的是面對暴君的起而抗爭,重要的是抗爭者數量上的優勢!

專制統治是一種與現代社會運行相衝突的政治規則,專制統治必然造成權力對民眾的大量侵權,而權力受侵害者當中,必定會有一部分人起而維護權利,當越來越多的民眾懂得抗爭,非暴力抗爭將會從個人和零散的狀態走向大規模聯合群體行動,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全國有二十個三十個烏坎,中共的鎮壓成本會有多高?如果在復轉軍人上街維權的時候,其它維權群體同時參與,是否將迫使政府認真面對民生問題?因此,目前中國的維權運動雖然收效不如人意,還基本處於零星和自發階段,但這是非暴力抗爭走向最後全國組織化、一體化進而成功實現制度的徹底變革(革命)的不可逾越的階段。與只能采取密謀的暴力革命相比,這些分散的非暴力抗爭很難被徹底打壓,因而更容易積累形成最後聯合行動的潛在力量。

與其否定非暴力抗爭,不如鼓勵更多的人參與行動,哪怕是最小的行動。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裡,當非暴力抗爭到最後階段,可能會有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可能會促使政變的發生,但作為一場革命,其發端和主要力量只能是由民間構成,而民間的抗爭起初當然是比較零散的。當足夠強大的民間力量聯合起來參與非暴力抗爭,才能在最後的政治革命階段,確保革命的結果是受到民眾控制的。而且,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國家,毋庸諱言,政治革命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震蕩,只有通過非暴力抗爭的手段,首先提高全社會的公民意識、政治判斷能力、人權水准,並促使形成強大的國際支持和較為成熟的輿論氛圍,才能減少這種震蕩的社會風險,這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非暴力抗爭運動作為公民自我教育、自我訓練的過程。

非暴力抗爭不是社會革命的唯一手段,也不在有限時間內解決一切制度性不公,然而,與難以控制後果的暴力革命相比,非暴力抗爭不僅使抗爭者自身付出較小的代價,也能最大限度減少政治革命的社會成本。非暴力抗爭不僅是對統治者的挑戰,也是抗爭者的自我完善,在非暴力抗爭中,我們學會寬容、妥協、理性計算、不走極端,學會減少語言暴力,學會平等對人,學會尊重人的生命和尊嚴。

讓更多的人明白非暴力抗爭的有效性,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權利的維護中,最後的結果將不言自明。無法預料中國政治變局將以什麼方式展開,但非暴力抗爭的作用終將顯現。這需要人們耐心而扎實的努力,而不是對非暴力抗爭的否定。革命需要觀念的變革,首先是我們自身觀念的變革,在中國必然到來的革命面前,我們斷無理由只要求政治的改變。無人能知,哪一股反對力量、哪一次行動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顆稻草,須知,每一個反對力量、每一次行動都是壓在駱駝背上的一顆稻草。革命不發生在某一天,發生在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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