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袒權貴的法治還是法治嗎?

【2015年01月13日 8:28 下午】偏袒權貴的法治還是法治嗎?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發言,對法治的詮釋可謂一石激起千重浪:所謂「法治」(rule of law),是基於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而非單單規限個人行為、要求市民嚴守當權者的法規,反之更强調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制約;相反,政府可以任意詮釋法律的內容、以打壓不利於己的聲音,就是石永泰所指的rule by law,甚至是rule by man。

石永泰指特區政府開口也「依法」、閉口也「依法」,一味只講「守法」,與中共談的「依法治國」並無二致,但「依法」又豈與「法治」沾上邊?大陸一直奉行的所謂「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施政」,以一黨專政之「治」為基礎、法律為工具治理國家;司法系統不過是政府的附庸,判案往往要考慮政治因素。早在2008年習近平上任之前就提出三權合作論,要求管治班子應「通情達理、團結高效」,行政、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無形間貶低司法獨立的價值。梁振英政府所思所想所講亦不經不覺亦依循了中共的一套,正好反映了司法必須「為我所用」的思維。

這套「依法施政」所失去的,正正就是「以法限權」的精神:規限統治者不當的權力使用。在同一場合,終審法院大法官馬道立也在發言時提及雨傘運動,重申強制令訴訟是依循程序審理,並沒有受到其他因素干涉。但是,無論馬道立抑或石永泰,對司法系統如何制約警權的問題卻避而不談。據《明報》報道,2011至2013年間共829宗警察打人投訴全無落案。至於暗角打人案件,律政司遲遲不落案控告。明明警察的暴行是涉及酷刑罪,事關公權力對民眾的打壓,我們那套本應强調人人平等的司法制度,此時此刻卻跑到哪裏去?

偏袒行政權力的司法制度,使人人不再平等;保護權貴,一律皆「有法可依」。

許仕仁收取新鴻基集團賄款達2800萬元,如今身陷囹圄,固然罪有應得;但梁振英在任特首期間,收受澳洲UGL達5000萬賄款,涉及款項更甚於許案,加上特首職權更甚於政務司司長,何以廉政公署至今仍不聞不問?新地風暴的判決,不足以說明香港社會仍在貫徹法治精神,因為法治的實踐只是把更有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和一般犯法者區隔而已。一個掌權特首,一個過氣司長,兩者待遇差距之大,如此「法治」談何公平?

雖然本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裏,香港在「司法獨立」一項位列第五,石永泰更以此為例堅持香港依舊保留高度的司法獨立;但以上的法治實踐和中共步步進逼,不得不使人擔心香港最後只會一路邁向中共版本的「依法施政」。

由此路進,「依法施政」的終極形態,就是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凌駕於法律。去年梁愛詩和林新強之流先後強調法官是「治港者」、理當愛國,其前提是「不做有損國家和特區的事」,恪守法律、依例判案,那麼在對法律條文本義的執行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之間,法官當如何取捨?且讓我們有以下設想:如果有一天特區政府打算檢控佔中三子,卻舉出連串竊聽或網絡監控所得的資料為證據,法官判案時會用甚麼原則審理以上控案?如果最後判案的結果迕逆當權者的意志,司法界能否抵受更為巨大的政治壓力?

因此,即使石永泰的發言如何振奮人心,香港的司法界形勢依舊嚴峻,因為問題的根源不在司法制度,而是把政治問題法律化的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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