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邊關係︱余英時

【2017年05月25日 2:58 下午】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邊關係︱余英時


最近在台灣的一個演講對話,弗朗西斯.福山,我們都知道他最早成名的一個作品就是《歷史的終結》。所謂《歷史的終結》就是他認為,民主自由是人類最終都要採取的。而專制極權像蘇聯、中共或者是伊朗這些國家最後也要走上這條路,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他這本《歷史的終結》就是在蘇聯崩潰以後寫的。他很樂觀地認為,從此以後只有民主自由這條路可走了。所以歷史就終結在這裡了。

「歷史終結」當然也是有另外一個意思。歷史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我們要生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面,可以暢所欲言,言論完全自由,生活也很自由。而且是在法治的保障之下,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在這個基本觀念之下又寫了許多其他的書。成為一個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了。

他的思想在中國也發生了很大的作用,2015年他訪問中國大陸, 得到王岐山的接待。王岐山在中國大陸當然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習近平以外第二個有勢力的人。他決定要跟福山對話,表示對福山的地位對他的言論也非常重視。他們倆談的基本問題是法治問題。

福山認為一個國家有賴於三個要素,國家的能力,就是國家能做什麼?它的能力;第二個就是法治的原則,就是用法律來統治,這個法律是人民來立法,人人都必須遵守;第三個就是問責制度,就是你有問題了,我們有各種制度來責問你,讓你解答。 所以這是三個要素。

他在某些文章中大概恭維過中共的國家能力,可是他認為中共的法治原則跟問責制度完全交白卷。但是王岐山就希望從他那裡得到一種說法,可以印證中共的理論,就是把國家的能力放在第一位。

而中共也講法制,它那個法制是黨統治一切的。黨可以制定一個法律讓人人來遵守,這個法制就等於是專制皇帝定下一種法,中國過去就有,中國皇帝的立法就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硬性規定。這個規定你必須遵守。這個在中文中也可以用法制兩個字,但是這個就非常混淆了,使人搞不清楚法治到底是什麼意思。

至於這個問責制度,中國過去大概有御史制度,就是要是官做錯了,御史就會責問你讓你解答,但是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就沒有這個東西了。從前孫中山提出監察制度,就是中國的問責制度的現代化。但是到了中共這個問責制度就完全沒有了。沒有人能夠監察黨做什麼事情,除非黨自己或者是黨的最高領袖說出話了。

在福山看來,中共雖然在國家能力方面因為它是一黨專制,要做什麼就能做什麼,這個是西方趕不上的。確實是如此,可是這個代價是人民都變成奴隸了。所以這兩個人對話談了很久事實上是沒有結果,王岐山的法制是黨治,是黨的法律在統治一切。最後福山就說,我們兩個談話等於形而上學,完全不著邊際的。

這個是大陸的一段事情。最近台灣的一個基金會也請了福山去講話,談的主要是美國跟中國的關係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福山在這個上面有人問中共到底對台灣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美國跟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他從美國跟中共的關係說起,他說美國在經濟事務上當然有些地方必須跟中共協商合作,可是在國際結構上,沒辦法合作。所以美國跟中共建立一個共同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體制,民主體制跟極權體制的中共不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框架雙方都遵守,這是他基本的立場。

但是台灣方面也有人出來說話,主要是談中國怎麼偉大。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看出來在未來一二十年美國至少在東亞就要被中國所取代,在全世界來講,美國也一步一步衰退,而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對中共來說是最好聽的說法,中共自己也只能說到這裡為止。所以,台灣方面的談話在中共方面受到極大的重視,談話完了以後,中共要縣以上的人都要讀台灣這方面的反應。因為台灣如果想生存下去只有密切地跟中共合作。不但是合作而且是整合,這個整合之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如果要跟中共整合那就表示等於說最後接受中共的體制,其他的方式只是一個過渡,比一中各表還要厲害。

但是這一點受到福山的堅決反對,福山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之事。美國可以跟中共在經濟上打交道,但是不可能建立一個共同的體制,而必須接受中共是它的伙伴,尤其平起平坐之說是福山所不能接受的。福山對台灣有很明確的表示,他認為台灣的政治體制是非常好的的。已經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有言論的自由,有行動的自由,他說的那個國家的三點要素差不多都具備。有國家的能力,有法治的原則,有問責制度。但是福山也看到中共如果像這樣強力發展下去,又不接受任何普世價值,在這個情況之下台灣是越來越困難,所以這就是台灣將來要當心的地方,就是怎麼樣能夠避免被中共所吞沒。福山的說法基本上是非常正面的。他警告說中共強大以後恐怕對台不利。這也是很實實在在的一個警告,要台灣老百姓提高警惕。

原文轉載自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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