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在歷史上的意義︱王丹

【2017年05月29日 11:16 上午】六四在歷史上的意義︱王丹


第一個意義,1989的年民主運動,是一場行動上的啟蒙。

我們知道,19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當年的很多知識分子為了推動中國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發起了啟蒙運動,致力於在社會上傳播關於民主的理念。這樣的啟蒙,只要還是書面上的,通過寫文章,發表演講,接受採訪以及翻譯國外社會科學書籍等方式進行。啟蒙運動(如果針對五四運動,也可以成為“新啟蒙運動”)到了1980年代末期到達高峰,而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可以看作是整個啟蒙運動的最高潮。

這個最高潮的特點,就是以實際的行動表達對民主的追求,以及用實際行動履行一個現代化社會的公民的職責。1989年的民主運動之中,在學生的帶動以及各階層人民的支持下,民主的理念得到極大範圍的傳播並且成為全民的共同訴求。正是因為如此,儘管當局最後血腥鎮壓了1989年民主運動,但是在之後的統治時期,也要開始打出民主與人權的旗號。在1980年代的官方論述中,民主還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專利,是受到質疑的概念;到了1990年代,類似「人權」這樣的詞匯已經寫進了憲法。中共這種被迫的改變,是與1989年民主運動展現出的強大民意的壓力有直接關係的。

第二個意義,就是為未來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以及下一波民主化浪潮準備了人才。

1989年之前,持不同政見者在中國還是很難的見到的稱號,很多人雖然對一黨專政的體制不滿,當時還是無法明確地給自己一個定位。1989年民主運動使得很多致力於推動民主化的人開始明確了自己政治反對派的立場,並且把繼承八九精神作為自己的個人理念。而持不同政見者的出現在1990年代已經屢見不鮮了。

一直到最近幾年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很多維權人士都是原來1989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可以說,1989年的民主運動培養出了一個新的現代公民的政治力量。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公民社會的形成是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而建設這個公民社會的骨幹力量,就是受到1989年民主運動的精神感召的一代人。

第三個意義,就是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層面上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礎。

從傳統上看,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的政治文化,過於強調依靠“清明政治”,也就是說,個人過分依賴國家,不是把自己當成國家的主人,而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本來應當是為民眾服務的國家身上。它導致的直接惡果就是,個人與國家之間沒有距離,這使得國家的權力太容易侵害到個人的權利。同時,個人與國家之間過於緊密,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沒有空間而言了。

1989年的學生走上街頭,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希望通過類似公車上書的方式,要求國家進行改革。然而,當局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徹底改變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大家極為震驚地發現,即使是1980年代看上去比較開明的政府,當它感覺受到威脅的時候,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還是會不管一切,重新回到暴力治國的老路上去。對當局的信心的喪失,導致了1990年代的政治冷漠,並且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種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政群體政治心態的進一步演變的表現。至少,國家已經很難為了意識形態進行政治動員了,而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距離也開始慢慢拉大。這就為未來中國的民主轉型奠定了基礎。因此我認為,1989年的民主運動時中國公民社會開始形成的真正的起點。

當然,為了以上的三個意義,中國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共當局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不僅導致民族歷史上又形成一個深深的傷口,而且極大地壓抑了民主反抗極權的勇氣。1989年之後,政治改革的呼聲幾乎完全被壓抑,使得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進度大大落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些都是1989年民主運動被鎮壓導致的負面影響,也是我們不應當忘記的。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1989年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分水嶺。1989年之前的中國,跟今天的中國,從很多方面看都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而1990年代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呈現出三個迥異於過去的特點。我認為,這些特點都是跟1989年當局對人民的民主訴求暴力鎮壓的直接後果這些後果,當然也會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發展走向。

第一個特點,就是經濟至上論的盛行。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戰亂和暴力衝突成了社會的主軸;中共建政以後,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是以階級鬥爭為發展重點。即使到了鄧小平執政時期,政治改革還是具有足以與經濟改革相提並論的地位。中國百多年來的發展,只有1989年以後,完全單一軸線進行那就是經濟發展壓倒一切。舉凡政策製定,乃至價值判斷,都以經濟邏輯作為基礎。這樣的特點導致中國非均衡發展,而非均衡發展的結果,就是社會越來越不穩定。

這種唯經濟發展至上的社會發展狀況,直接的原因,就是1989年鎮壓之後,不僅民間關於政治改革的能量被完全壓抑,政府方面也因為驚弓之鳥的心態,而再也不敢觸碰政治議題。

第二個特點,就是人民,尤其是精英集團的集體放棄心理。1989年之前,從知識份子到市民階層,普遍還有對於國家發展予以關注的興趣,也願意為了國家和社會的事情表達看法。大學生之所以走上街頭,正是這樣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集體形態導致的。而1989年的血腥鎮壓,以及之後政權的惡性發展,都使得國家與社會越來越疏遠,人民普遍陷入政治冷漠之中,精英階層把興趣點從國家發展轉移到個人利益上。這樣的普遍的放棄形體,也是鴉片戰爭之後少有的。而這樣的集體心態的發生,當然也是與國家暴力的潛力壓制有關的。

第三個特點,就是社會的道德和倫理出現大滑坡,一些屬於常識性的基本道德和倫理標準,已經被公共討論所放棄。類似於「為了經濟發展殺二十萬人是值得的」之中超越了人性底線的觀點,居然也可以被某種程度上接受,種種玩世不恭的心態和觀點盛行一時。這種狀況的發生,也是1989年鎮壓的後果之一。因為,當理想主義碰壁之後,最有可能出現的就是犬儒主義,就是自暴自棄的社會心態。

上述這三個1990年之後,中國呈現出的新的特點,深刻地影響著今天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的可能性,這應當也算是另一個角度的「六四」的歷史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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