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意義(上)︱王丹

【2017年09月13日 10:51 上午】流亡的意義(上)︱王丹


在臺灣的時候,我在清大開設了一門課程,是《紀錄片中的中國》。宗旨是希望學生通過影像作品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尤其是那些邊緣性的,被忽略了的,然而值得去挖掘和深思的中國的面向。上一周播放的《長城外》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這部華裔日籍導演瀚光執導的紀錄片,展現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陸續流亡到西方國家的一批中國人的故事:他們的處境,心態,對國家的看法,以及未來的可能性。而在這些故事背後,真正處理的,是一個我們面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時候,明知其存在,但是很少觸及的主題:流亡。 流亡這個主題,對於中國歷史,至少有三個意義:

第一,流亡本來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國最早的政治流亡群體,是戊戌維新失敗後出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這批人,後來的孫中山等是其延續;之後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還看到了1949年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的大規模流亡;1959年達賴喇嘛率領的藏人的出走印度;1997年之前,港人出於對未來的擔心而紛紛移民加拿大,英國和美國;以及1989年那一場政治鎮壓之後的知識份子的集體流亡,這樣的被迫流亡至今還在延續。因此,了解中國,也應當了解流亡群體和他們的故事。因為,離開中國這件事,本身就是中國敘事中值得審視的一部分。

第二,歷代的流亡者,很多都是出於政治原因才選擇這條道路。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對當時的體制和統治者不認同,甚至進行了反抗,因為失敗而被迫出走的群體。流亡群體,實際上就是反抗者群體。儘管20世紀以來,史學界就一直在努力克服精英敘事的局限,但是習慣還是導致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仍舊是統治者的歷史為主,國家和體制為主,我們很少願意去看,去思考反抗者的歷史。而政治流亡,就是這樣的反抗者的歷史。

在《長城外》中接受採訪的,有西單民主牆時期的徐文立,黃翔,有八十年代知識份子代表的高行健,鄭義,也有八九學運的參與者如張伯笠和筆者等。你可以看到,一部流亡史,其實折射的也是一部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和反抗的歷史。這樣的歷史,當然是當代社會發展和轉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國問題論述,如果只是聚焦在太子黨,國有企業,或者十八屆三中全會,而忽略了民間發展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前瞻性的認知。因此,認識政治流亡群體,有助於打破國家中心式的中國研究的範式。

第三個意義,比較而言,也許更具有個人性和精神性。那就是,我們從流亡,以及對流亡的思考中,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反思與提升。流亡作為一種世界現象,一種文化現象,不僅僅是中國才有,也不僅僅是現代社會才有。這種源遠流長的歷史行為,到底給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立場和機會,讓我們可以用流亡這樣的方式,繼續成為現實的參與者,我認為這才是流亡更重要的意義所在。

《長城外》中,鄭義,高行健等人提出的一些對流亡的思考,因此而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建設的組成部分,很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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