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的是那一些人口還是政府?︱鍾劍華

【2017年12月01日 12:01 下午】「低端」的是那一些人口還是政府?︱鍾劍華


諗來諗去,想足了一日,都想像不到,究竟今時今日,有那個國家的政府,竟然會混帳到要把自己的人民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趕出街,還要威脅斷水斷電斷燃氣。ISIS 那些極端恐怖主義的不要計,把他們計算在內,太侮辱我們國家那個據說是「偉大無私」的、傳說中是「永遠正確」的人民政府了。除此之外,只知道更差的政府都只會千方百計,希望把睡在街上的人帶入屋,為他們找到安置之所。

不是形勢一片大好嗎?不是說要為全世界提供一個中國方案嗎?不是說要在幾年之間全面實現小康嗎?不是說施政為民嗎?

一場火,死了十多人,暴露了火災隱患,暴露了那些民工公寓及外來人口社區的情況有多惡劣。作為政府,是不是應該想想如何改善?不設法消除隱患,不去想想如何改善惡劣的環境,已經可以算是政府的失責,還要借機把受到隱患威脅,生活於惡劣環境中的人民驅逐,這真的是充滿了中國特色的施政為民,只有「極盡低端」的政府才會如此為人民服務。

莫說這根本就不是處理問題之道,甚至有可能只是利用這個機會,把政府眼中的「低端」處理掉。可能政府的文告中真的沒有用上「低端人口」這句,但左一句「低端設施」,右一句「低端產業」,那些做官的心裏是怎樣想,已經是呼之欲出,清楚不過了。

當年共產黨的江山是從農村打出來的。連串的城市暴亂無所成之後,加上國民黨的圍剿,共產黨避走陝西,在延安紮根,在全軍參與勞動生產之前,基本上是靠當地的貧農養活著。後來才弄出一套「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它的紅軍子弟兵,絕大部份都是來自農村的青年。

但中共坐了江山之後,只是開頭幾年鬥地主分田分地,令農民以為有一點點希望,這一點希望也不是說共產黨做了什麼大好事,只是把「地主」這另一類被視為「更低端的人口」清除掉罷了。跟著便是幾十年遍及全國的災難,其中農村受到衝擊更是不足為外人道。其實,在共產黨的管治底下,農村人口一直都只是被視為次一等的。那一套「城鄉二元」的政策,不但沒有把毛澤東在其「矛盾論」及「論十大關係」兩篇文章中煞有介事地討論了一番的城鄉矛盾消弭、城鄉差距也沒有拉近,更是進一步令城鄉分隔,差距擴大。農村人口被迫「離土不離鄉」,長期只能無可選擇地世世代代綁死在貧困的農村之中。近年發掘出來的資料證明,在農村公社化、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即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那段時間,農村在沒有得到媒介的關顧及注視之下,面對過令人慘不忍睹的衝擊。廣西及部份其他地方的農村,也出現過人吃人事件,令部分農村變回原始森林了。

好不容易到了改革開放,要搞農業現代化,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仍然長期處於低位。加上後來改革開放的重點放在工業生產,於是出現一批又一批的「盲流」,即後來的「農民工」或「民工」四出流竄。他們為城市的建設和工業發展提供了大批廉價的生力軍,為的只是賺取相對於城市生活水準微不足道的工資,來改善家鄉農村的家人生活。他們得不到城市人口可以得到的政策保障、沒有多少福利,沒日沒夜的成為城市發展中的小螺絲釘。仍然是城鄉「二元分隔」,不要說農村的社區如何因此而受到負面衝擊,無依老人、留守兒童這些問題長期存在;跟着父母出了城市的兒童,也得不到應有的教育機會,民工及外來人口,也從來未曾得到過公平的待遇。幾年前,有一位我的研究生,便是研究北京大興區那些農民工學校的情況。發現普遍存在嚴重的不公平與各種剝削,還有政府在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刻意的漠視、還有根深蒂固的歧視。

說要改革戶籍制度,要容許民工在符合某些條件的前提下取得城市戶口,大大話話講了十多年,但一直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五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才又說要大力度發展中小型城市及城鎮,以吸納由農村出來的人口。能在城市入戶的民工確實是多了,但大部份仍然只是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地帶,社會的邊緣地帶。有很多大城市,近年根本是跟口頭上說的政策唱反調,對農民工入戶加設了種種障礙,實際上是關上了大門。

「三農」問題講了二十多年,說要處理好民工問題也是講了二十多年,到頭來,在「形勢一片大好」、「偉大的民族偉復興」、「全面走向小康」、「為世界提供一個中國方案」這些美麗的口號高唱之際,借着一場火,正式把在潛意識中久久不吐不快的「低端」也說出口了。其實在中共的歷史中,這一種「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階級制度和觀念,就是在共產黨最艱難的那個時代,在延安靠農民養活的那個時代,已經是深深的烙印在中共那些所謂革命家及建國元勛的意識之中。那些革命先烈早就把這一種「高端」與「低端」的差別視為理所當然。所以王實味只是寫了一篇文章對此發發牢騷,便換來了殺身之禍。

如果以為過去幾十年的急速經濟發展,便可以把這一些封建意識及幾千年文化沉澱下來的序列觀念改變過來,可能真的是另一個美麗的錯誤及過於美好的想像。只不過,在天寒地凍年尾流流的日子,竟然透過公權力把社會上最弱勢的人趕出街,就真的是太過不堪入目了。

由此可見,真正的「低端」可能不是那些被標籤為「低端」的民工及外來人口,可能是在於那些高高在上,處於廟堂之上的領導人及政府官員。毛澤東那篇「矛盾論」,可能就是講漏了這一套悖反的,在政治權位、權力權勢、及社會地位上似乎是極之「高端」的,與其在行為上、觀念意識上、行事手法上、甚至是品格上極之「低端」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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