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飛與張榮順理屈詞窮︱桑普

【2018年01月23日 3:59 下午】李飛與張榮順理屈詞窮︱桑普


1月12日,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澳門出席一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特別行政區」為主題的講座,大放厥詞,批評有些港澳居民錯誤認為人大制度只在中國大陸適用。他強調人大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適用,港澳也不例外,只不過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也不設立地方人大而已。李飛強調「要將人大制度適用於特區,首先要將人民通過法定程序的意志於港澳落實好,其次要堅決維護國家憲制秩序及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第三是切實保障港澳同胞依法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共享國家的權力」。他說一地兩檢的人大常委會決定正是行使憲法權力的生動例子。

1月13日,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在深圳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表示有香港人將高鐵一地兩檢合作安排事件「政治化」,「不斷製造法律迷霧」,「無端指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特區政府,是「本質上不接受」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他指基本法第19條規定了由中央負責管理的事項。經人大常委會「批准並確認」,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及基本法」,屬於中央處理涉港事務的「國家行為」,涉及「兩個出入境管制區的合作安排」;香港法院無權管轄「國家行為」及其內容,不得質疑或挑戰其合法性。

中共黨棍專愛講歪理。這次李飛的歪理是:「中國人大制度適用於香港」;張榮順的歪理是:「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及確認事項,屬於對香港的國家行為,香港法院無權質疑」。按照這些盛氣凌人的反智荒謬說法,難道大家至今還會相信中國尊重香港奉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只不過是再次證實了香港大學張達明講師在先前文章中所提出來的憂慮:一地兩檢,人大決定,項莊舞劍,志在消滅香港司法獨立、終審權及違憲審查權,徹底實施中國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李飛所謂「中國人大制度適用於香港」,根本就是胡說八道。這個根本從來沒有讀過法律本科的傢伙應該睜大眼睛,看清楚中國憲法第31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裏所講的「法律規定」,當然就是指基本法。換言之,在香港所實行的制度,就是基本法所明文規定的制度。人大決定、人大決議當然不是「法律規定」,這是很基本的中國法律常識。人大決定、人大決議根本不是基本法規定的制度的組成部分,更不是中國憲法第31條所講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律規定」。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香港基本法。第18條開始那幾句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哪有所謂「中國人大制度適用於香港」?簡直就是胡編亂造,枉法妄為,煽動顛覆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李飛可能狡辯說:不對呀,基本法已經把人大的權力寫得很清楚了,人大可以修改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可以解釋基本法、接受香港法律備案或者發回、增減附件三的法律、決定戰爭及緊急狀態,「所以中國人大制度適用於香港」。這種說法真是思維紊亂,故意攪亂。純粹打個比方,成人為小孩設定規則,難道這樣就代表「成人制度適用於小孩」?綁匪決定人質安危,難道這樣就代表「綁匪制度適用於人質」?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李飛妄想以文字障眼法慢性催眠香港人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換言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聲稱擁有上述權力,絕不代表「人大制度適用於香港」。

何況翻遍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找不到人大決定、人大決議等同法律的說法。即使退萬步說它們都是法律,但也因為基本法第18條的明文規定,所以這些「全國性法律」也不會適用於香港。這是擺明的事實,因此「中國人大制度適用於香港」的說法從根本上是徹底荒謬的。所謂「一國大於兩制」、「全面管治權」、「授權與被授權關係」、「有機結合」之類說詞,都是一些硬扣帽子的假大空話,否定不了「中國人大制度不適用於香港」的客觀法律規定。

張榮順所謂「人大決定是香港法院無權審查的國家行為」說法,同樣反智。正如前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決議、批准、確認,統統不是法律,根本甚麼都不是。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人大決定是香港法院無需理會、無需審查的一張廢紙,根本不是法院適用法律的根據」。香港法院只需視之為「無關」的文件而棄如敝屣即可。

更重要的是,「人大決定就是國家行為,香港法院無權審查國家行為」這種說法,簡直就是把聽者統統當作白痴,甚至令人懷疑張榮順涉嫌煽動分裂國家,跟最近萬豪酒店在顧客問卷中把港澳台藏列為「國家」的所謂「違法」行徑沒有本質上的分別。此話怎解?

一個主權國家在其領域內的行為,不受另一個主權國家的法院審查其合法性,被稱為「國家行為原則」或「國家主權豁免原則」。請問張榮順:香港是「另一個主權國家」嗎?如果他說是,請他準備入獄;如果他說不是,那麼「國家行為原則」根本就與香港無關。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但他就連這麼一點基礎水平都沒有。

畢竟根據香港法律,任憑張榮順如何把人大決定、決議、確認文件之類標籤為「國家行為」,其實也不會成為香港法律的組成部分,更不會成為香港法院的適用法律依據。任憑標籤如何變化,事物本質也不會改變。香港法院只會根據基本法、本地法例、普通法及衡平法判決先例作為判案根據。違反基本法第18條的未來一地兩檢本地法例,當然有資格成為日後被香港法院審理司法覆核案件的焦點,可以被宣示為違反基本法。人大決定、決議、確認文件之類「國家行為」完全不是香港法院的考慮因素。任憑李飛大言炎炎「一言九鼎」,任憑張榮順大言炎炎「法院無權」,畢竟在香港法律和捍衛司法獨立的司法界人士面前,他們都是紙老虎。如果中國共產黨真要吞噬香港司法獨立、終審權及違憲審查權,恐怕只能通過人大「修改基本法」或者通過人大常委會硬搞所謂「釋法」來達成其卑鄙目標,絕對沒有人大「決定」就可以「一言九鼎」的任何空間。

最後談談李飛、張榮順。李飛的父母是航天工業和運載火箭研究院的老幹部,而李飛自己的學歷是北京大學日語專業本科畢業、北京大學經濟系世界經濟專業畢業、經濟學碩士。1980年代,他獲分配到人大參加涉外經濟立法工作。1986年,李飛才首次到日本進修法律,但專業卻是商業法。與其說他是憲法專家,不如說他是黨國喇叭。李飛只紅不專,照本宣科,言論空廢,徒惹訕笑。

至於張榮順,他是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而且參與過許多關於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工作,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法律司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研究室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位,而且擔任深圳大學特約教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所以至少在牌面上比李飛好了一大截。不過,當我們翻開了牌面,就看得到糞坑。

在1990年基本法頒佈之後,張榮順發表了他的代表作《略論我國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關係》一文(《中外法學》1990年6期)。基本法第11條規定如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牴觸。」張榮順當時在上述文章中,指出這條基本法規定已經「排除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制度與憲法規定的制度之間可能出現的衝突,而且也賦予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殊法律地位。在今後的基本法的實施過程中,完全可以用此規定來判斷哪些憲法條文不適用於香港,而又不影響憲法的權威性。這一規定最終解決了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既然1990年的他聲稱基本法第11條已經是「最終解決」,「完全可以用此規定來判斷」,甚至「基本法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為甚麼2018年的他對於「一地兩檢」這個明顯涉及香港「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的合法性,卻訛稱是以人大決定這個所謂「國家行為」為準,而不是以基本法第18條這個明文規定為準?為甚麼李飛可以大言不慚地聲稱人大決定必然就是「一言九鼎」,而且凌駕於基本法之上?基本法第11條不是已經「最終解決」了嗎?

此一時,彼一時,在中共眼中,法律只不過是可用可不用、可以搓圓按扁的統治工具。他們及其主子以為這樣就會很權威、很霸氣、很聰明、很威風,到頭來他們都只不過是一群一捅即破的紙老虎,而他們的思想、論辯與靈性成熟度,只是長期停留在「超級巨嬰」的低級階段。歷史終將記下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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