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台灣民主治理──《總統直選與民主台灣》編後言︱曾建元

【2018年05月08日 11:23 上午】反思台灣民主治理──《總統直選與民主台灣》編後言︱曾建元


台灣研究基金會為紀念黃煌雄創辦三十週年,由朱雲漢、游盈隆和我三人共同受命編輯整理,於今年三月出版了《總統直選與民主台灣》一書。該書則實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台研會假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總統直選與民主台灣》研討會論文集。

本書的出版,具有評價總統直選之主張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之貢獻的用意。總統直選是民主進步黨人推動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戰略選擇。黃煌雄追憶《民主大憲章實錄》闕漏的一頁歷史,表彰了張俊宏如何從執政的戰略思維,在黃信介主持的黨內共識會議上說服民進黨高層接受總統直選,他提醒,每一個具有跨縣市選戰實戰經驗的民進黨人,都有可能在後李登輝時代的全國大選中擊敗中國國民黨,帶領民進黨攀上執政的金殿,而階段性地讓台灣省長先於總統實施直選,便可造成葉爾欽效應(Yulsen effect),而自然地迫使國民黨中央最終不得不選擇總統直選。

總統直選從孫中山、張君勱曾經期待在中國實施的願望,到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主張在台灣作為新國家的憲政建設,再到黃信介領導黨外組織化作為選舉共同政見的民意訴求,而在黃信介主持民進黨時期成為反對運動所開闢的台灣民主化路徑,果然發揮了強大的政治動能,沛然莫之能禦,從而也形塑出台灣人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但與總統直選相適應的憲政制度,則在半總統制的架構下,至今仍在摸索與修補當中。

黃煌雄在民進黨內主張維持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對話傳統,得到許信良背靠法國第五共和半總統制的支持,而成為民進黨在《民主大憲章草案》關於中央政府制度選擇的原型。《民主大憲章草案》其後為選擇總統制的《台灣憲法草案》取代作為第二屆國民大會之黨版修憲主張,第三屆國民大會國民黨主張半總統制(雙首長制),民進黨則在總統制和半總統制兩案並陳間猶疑不決,「總統主持行政院會議」或是「總統主持國務會議」這類建立總統與政府各部門體制內溝通機制以及有助於總統決策透明化的制度設計,在修憲的過程中,其必要性都連同總統的政治實質影響力被嚴重低估,這也就成為我國民選總統民主治理的最大罩門。

本書中,我們則看到了截然不同對於總統權力的兩種評論,蘇起、江宜樺都有在一致型政府下任職的經驗,他們都認為總統的實際權力極大,陳水扁主政時長期處在分立型政府少數執政的困境中,使他覺得乾脆實施議會內閣制,保證一致型政府成為政府組成的常態算了。許信良始終認為現行制度的特點就在於以民選總統為政治中心,總統直接對人民負責,然而就此不啻承認總統的領導力是台灣民主憲政運轉成敗的關鍵。吳玉山將我國制度類型定性為總統優越型之半總統制,他直指總統與行政院長關係缺乏憲政規範,正是我國民主治理的最大問題。

不過,朱雲漢卻從比較政治的角度看到台灣民主發展的困境和民主治理的挑戰,更在於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美國劣質民主操作的影響,前者使得跨國的政治與商業聯盟得以超越國家管制而掏空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後者則是以精密的選民切割和民粹式的政治行銷來取代具有價值正義重分配內涵的政策規劃。劉義周和游盈隆觀察長期的民意趨向,都指出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國家選擇已經朝向穩定的台灣國家認同和反對可能危害台灣主權的一個中國原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台灣民主的最大威脅情況之下,黃煌雄承認民進黨過去忽視了中國崛起和兩岸關係對於台灣民主鞏固的巨大影響,因而朱雲漢的研究顯然尚欠缺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銳實力對民主台灣顛覆滲透的觀察分析。

2016年,民進黨在蔡英文的領軍下,首度全面執政,面對的竟是如此內外交迫的處境,低落的施政滿意度正好呈現出台灣人民對其執政的期待落差和恐慌。在當前中美兩國架構下的東亞區域國際關係中,我們期待蔡英文的領導,應當在制度上設法突破與行政院及各部會對話的限制,以加強政策透明度和溝通力;在國家安全的高度上,要求國家安全會議和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加強長期的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在全球民主體制的層次,則要聯合美國、歐洲、日本等國,以非典型外交作法創造民主國家聯盟,為民主台灣打開參與國際治理的空間;而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大起大落的變化形勢,則要對於兩岸關係有短中長期的想定和應變計畫,嚴肅思考中華民國台灣在中國變局或東亞新秩序中的可能貢獻。

台灣正站在東西文化和人類文明進退的交界,掌握世界永久和平的鑰匙,蔡英文總統任重而道遠。台灣的民選總統要有超越島國台灣的歷史視野,把東亞地區的安全與繁榮納入國家治理的外延,領導台灣人民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使民主台灣成為全球民主的典範。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