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游非法集結案的兩大重點︱桑普

【2018年05月23日 2:16 下午】梁游非法集結案的兩大重點︱桑普


5月11日,立法會2016年民選議員青年新政梁頌恆與游蕙禎及三名議員助理楊禮康、鍾雪瑩及張子龍,被控於2016年11月2日在立法會內強行進入會議室宣誓而與保安人員推撞,觸犯「非法集結罪」。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王詩麗裁定五人罪名成立,於6月4日判刑。梁、游二人不向裁判官求情,但會積極考慮上訴。他們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監禁。

裁判官強調定罪與否,跟他們當時是否立法會議員無關。裁判官確認五人當時決定前往會議室側門,有集體行動及共同目的要進入會議室,旨在阻礙立法會運作,同時使用了非法或過分武力,企圖強行進入會場,終致保安人員受傷,毫無疑點,五人罪成。裁判官還打了個比喻:電影院職員錯誤地拒絕一名手持有效戲票的人士進場觀看電影,該人也不得聯同他人使用過分武力,推撞或襲擊戲院職員,強行進入電影院。裁判官認為:議會是否不受外來干預、被告是否議員或助理、被告是否有權開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是否無理剝奪開會及再次宣誓權利,均在所不問;總之,被告當時的做法並非必要的自力救濟行為。

這種說法對嗎?或許我們先從法律講起。本案的關鍵法律條文是《公安條例》第18條所規定的「非法集結罪」:(一)三人或多於三人集結在一起,彼此有足夠關連,集結行事,具有共同目的;(二)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者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及(三)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如有違反,最高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很顯然,這是一條「惡法」,因為對於抽象的社會安寧秩序的超級提前保護,對於定罪元素又規定得如此模糊及不確定,本身就是違反現代文明刑法的基本原則。正因如此,「非法集結罪」及由此而衍生的「暴動罪」已經屢次被香港特區專制政權用來打壓異見人士。通過這些當年港英政府藉以肅清左派暴徒、九七年前已取消、九七年後卻被港共分子復活的惡法,專制當局手起刀落,箝制自由,殘害市民。這些罪名都是香港法治之癌。

即使退萬步而面對「惡法亦法」,那麼梁、游一案又是否符合「非法集結罪」的各個定罪元素?本案的裁判官肯定之,我卻不以為然。

一、誰的安寧

首先是涉及何謂「破壞社會安寧」。根據審理梁天琦案的彭寶琴法官所言,「破壞社會安寧」是指任何人蓄意使用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導致其他人的身體、財產,實際或相當可能受損,或導致其他人害怕身體或財產受損,便構成破壞社會安寧。然而,這種過度寬泛的解釋充其量只是解釋了何謂「安寧」,而從來沒有解釋何謂「社會」。舉個例子,某君相約三人在家裏觀看球賽,然後那些人謀定而動,突然發難,對屋主拳打腳踢,他們是否就構成了「非法集結罪」,甚至「暴動罪」?當然沒有,因為沒有正常人會認為家宅範圍是「社會」。

同樣道理,在梁、游一案,我們必須探究立法會大樓室內會議廳外的方寸之地是否「社會」。依我所見,本罪中的「社會」必須至少涉及不特定的多數人能夠自由進出的場域,否則將會導致某些私人會所內純粹會員之間發生的推撞拉扯,也可被視為「非法集結」或「暴動」,而不只是「襲擊」,陳義過寬,顯違常理。放眼本案,立法會大樓室內會議廳外的方寸之地,是否屬於不特定的多數人能夠自由進出的場域?顯然不是。一般市民如無預約或批准,根本無從到達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不是「社會」。縱有所謂「安寧」,也只不過是立法會保安人員、親共派議員及主席這些特定人士的安寧,而非「社會」安寧。所謂「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這個定罪元素並不具備,因此本案中五位被告的行為不應構成「非法集結罪」。光是這一點,已經足以論證五人無罪。

二、自力救濟

此外,即使有些人認為上述論點不能成立,不過本案涉及被告們的推撞行為,又是否屬於自力救濟的必要行為,從而有充分理由(justification)排除違法(強行進入、非法集結),仍有必要認真探討,法庭不得充耳不聞。

這個自力救濟的論點,是建基於梁、游當時在客觀事實上(DQ官司及人大釋法是後來的事)以及主觀認知上,都是立法會議員(只不過是尚未完成宣誓程序而已),立法會主席無權驅逐他們離場或者不容許他們參與會議,但他們竟被保安人員違法地禁止進入會議廳(後者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9(a)條),而當時他們究竟有無實際可行的辦法扭轉情勢而得以進入會場,成為了分析的重點。

本案的裁判官舉了禁入戲院的例子。我認為那是比喻不當。在禁入戲院的例子中,手持有效戲票的人當然不應推撞票務人員,因為他絕對可以報警求助,警察來到,驗明正身,解決紛爭,自可放行,即使屆時本場開映,也可留到下場換票,否則苦主也可通過民事程序索償,實現公義。

回顧梁、游一案,請問上述事情可能發生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當梁、游進場未果,立即報警,特區警察會來協助他們嗎?即使來了,特區警察會叫那些保安人員放行他們嗎?當然不可能。特區警察即使出現,也只會叫他們離開。另外,他們有機會通過司法程序解決無法進場的困局嗎?抑或請願靜坐集會遊行示威?當然統統不可能有效。

畢竟當時身為立法會議員的他們有權進場,但卻遭遇不法阻攔,而且當時他們根本沒有其他任何實際可行的合法方式行使他們的權利,那麼他們能夠怎麼辦?唯有採取必要、適當、不過度犧牲他人權益的方式,自力救濟,包括行使必要而有限度的推撞行為,設法進入會場。因此,他們是無罪的。如果法庭不理會他們當時是否立法會議員,又怎能有效判斷及認真探討上述關於「自力救濟」的論點?

當然,本案還有其他法律爭點,例如:(一)法庭是否對立法會內的刑事案件有司法管轄權,抑或應該按照三權分立原則而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事項交由立法會處理;(二)議員被DQ前是否議員、未宣誓的議員是否議員;(三)被告們是否懷有共同目的而集結行動;(四)被告們是否真誠地相信他們完全有權排除違法干擾而合法進場。然而,本文不擬深入探究這四點,因為全案重點首要在於如何界定「社會安寧」與如何看待「自力救濟」。大家只要就事論事,理性分析,就不難發現本案裁決相當可議,宜通過上訴程序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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