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頭審視,再舉目展望 ——「六四」二十九周年紀念︱楊建利

【2018年06月04日 11:10 上午】再回頭審視,再舉目展望 ——「六四」二十九周年紀念︱楊建利


二十九年中,“六四”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年輕一代甚至因無法接觸信息而對此感到陌生,除了香港維園奇跡般始終如一的六四燭火,即使在海外,如今的紀念活動也完全無法匹配八九民運的規模和六四屠殺的慘烈與震撼。天安門母親在等待中一天天老去,很多受害者的家人甚至已經去世。似乎這已成為一個死結:孤獨者的吶喊在中共的六四定性面前,仿佛一頭撞向沒有回聲的堅硬石墻。二十九年的時間讓記憶中的清晰畫面成為遙遠的過去,傷痛再加傷痛,悲傷再加悲傷。

有些犧牲是無法挽回的:勇者的血、親人的淚和一代人年華的逝去。面對一個個痛徹心扉的故事,我們當然需要反思:當初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親歷者、分析者對此已經講過很多,但往往不能得出一致的結論,甚至會讓討論變成激烈的爭執,比如5月13日的絕食是否讓黨內開明派失去處理學潮的主動權,比如六月三日前是否應該撤離廣場,比如六四後的空校是否讓外地高校失去了凝聚抗爭的機會,等等。這些討論還將繼續下去,讓人學會多視角反思,讓我們更加理解政治的覆雜性。

有一點似乎爭議不大,那就是八九民運的主體——高校學生未能在行動策略上形成與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商界、工人等社會力量的有機結合。將這一缺陷歸咎於廣場學生是不公允的,事實上,在學潮最後期,廣場學生的心態在發生變化,頂著當局抓“長胡子的人 ”的壓力,希望更有經驗的長者介入,但除了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人,並沒有太多知識分子公開介入對學運的引導,而當局對鮑彤“泄露戒嚴機密”的指控後來被證實為虛假,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表明黨內開明派盡管心存同情,但在介入學運問題上態度是比較慎重的。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留意,那就是六四後被抓捕、通緝的知識分子和企業界人士,有很多人介入學運的初因,是在統戰部等黨內開明派的要求下,被動員到廣場勸告學生撤離的,就連萬潤南的四通、陳子明的經濟研究所,在運動初期也曾明確“不介入”的態度。在風起雲湧的學潮面前,其它社會力量顯然沒有做好準備,未能充分預見到學生身上蘊含的巨大力量。

所以,八九民運的主體,自始至終,是高校學生。八九民運的同情者遍布社會各個領域,但這些同情者主要以個人身份表達同情和支持,而未能實現任何一個階層、行業的內部聯合來對抗戒嚴和鎮壓。在六三夜幕降臨後的長安街上,“北京市民”被永遠鐫刻在歷史畫卷上,但這是沒有組織、甚至幾乎沒有彼此聯系的個體,孤身阻擋坦克的“王維林”成為他們的代表。而八九民運雖然規模巨大、影響深遠,但學生運動帶有不可避免的理想主義色彩,學生這一階層缺少社會經驗,缺少對社會資源的掌控,雖以“反官倒、反腐敗”的要求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卻未能觸發不同社會階層基於利益需要的抗爭,因此,在六四鎮壓後,後續抗爭是極其微弱的。

當鄧小平不惜代價動用軍隊進行鎮壓的時候,力量上的懸殊決定了學生和市民無法以血肉之軀對抗全副武裝的軍隊,學運在北京的失敗是很難避免的,然而,其它城市同樣風起雲湧的學運並沒有遭到軍隊的直接鎮壓,卻也在六四後不久時間內煙消雲散,這一現象背後的成因,在過去二十九年內並沒有太多的關註和研究。

至少就兩點來看,八九民運時的中國社會尚未做好變革的準備:1,自由民主觀念的傳播廣度不足以支撐持續性抗爭,普適價值的系統性傳播基本還只局限於高校和知識階層,而且由於國門打開時間不長,這些觀念的傳播也帶有失真和片面的問題,即使在民運參與者內部,也存在很大的觀念性差異,如孔慶東、司馬南等人也曾是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2,以高校學生為主體的理想主義的抗爭欠缺各社會階層利益層面的抗爭配合。其時,民營企業處在發育初期,力量弱小,而國企職工的工資福利尚可及時發放,農民在擺脫毛澤東時代的嚴格限制後,收入總體上趨升。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國,經濟處在恢覆和發展期,腐敗在廣度和嚴重程度上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弱勢階層的被剝奪感遠沒有今天這麽強烈,人們對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深層成因,還沒有形成足夠共識,遊行隊伍中甚至有人舉著毛澤東畫像呼籲公平和平等。

所以,二十九年後的回顧與反思,不應該只停留在對學運、對北京、對六三之夜的聚焦上。如果以更開闊的視野審視一九八九,我們需要看到,奇跡般的八九學運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卻沒有得到足夠有力的實質支持,缺少在第一波鎮壓後的後續反抗能力。

我無法斷定如果黨內高層有人以葉利欽的方式站出來是否可以扭轉局面。當有些反思者以此抱怨趙紫陽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記,學運從一開始就彌漫著對淪為“高層鬥爭犧牲品”的心理警覺,學運對其它社會階層的開放度是不夠的(尤其是前半段),弱者的防範心理是正常的,但這種防範在有些方面明顯過度,如廣場三君子被扭送公安部門,廣場上出現“抓特務”現象,甚至開始形成內部沖突。

就當時的具體行動策略來講,學潮(尤其是前半段)對其它社會階層尤其是黨內同情力量的自我疏離可能是幼稚的,但也要看到,八九民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先河:以民間社會為主體並具有主體自覺的大規模文明抗爭,普通公民不再信賴“權力者的遊戲”,不再讓自己成為權力的附庸。這一貢獻是歷史性的。

凝聚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需要有各階層廣泛認同的共同價值觀,並在這一價值觀之下,形成對主要議題的基本共識——至少在抗爭者內部不存在針鋒相對的嚴重對立——進而,形成有效合作,並嘗試進行組織上的建設。坦白地說,在1989年,這些還難以做到,六四槍響前,學潮最主要的推動力和凝聚力是反腐敗、反戒嚴和爭取學生組織的合法性。毛澤東的極權統治消滅了所有的民間政治組織,消滅了所有不同於官方的政治理論體系,甚至以反智、反文化的極端之舉,讓中國變成了文化沙漠,這就使1989年時的知識精英們盡管充滿了英雄主義的獻身精神和思想上的前衛精神,但在知識儲備和知識結構上,於民主轉型所需要的成熟性和豐富性還存在嚴重欠缺。

因此,八九民運的失敗,事後來看,不再如當初那樣令人愕然,人們所談論的八九民運勝利的可能性,或許本來就只是小概率的可能。就當時政權與民間的力量對比而言,學潮發展的規模的確是一個奇跡,這應該部分歸功於黨內高層較為公開化的意見分歧,更應該歸功於學生高度的激情和敏捷的行動能力。

因此,六四的失敗不應被看作一種失敗,而是一個新時代的真正開始。二十九年來,我接觸的很多八九民運親歷者認為,是六四讓他們開始了思想上全面接受自由民主的道路,而在此之前,很多人是懵懵懂懂或一知半解。八九民運最初的動機是悼念胡耀邦、反對腐敗,人們甚至對八九民運是否以自由民主為主要訴求這一點也有分歧,但在六四之後,自由、民主無疑成了人們對這一運動的主要認識和定義,自由、民主理念成為這一運動的自然延伸。八九民運以一種舉世矚目的慘烈方式結束,從道義上講讓中共政府輸掉了底褲,在這種道義的巨大沖擊之下,六四之後,普世價值(暨普適價值)才真正在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傳播並具有了生存土壤,在此之前,自由民主思想還只是小眾的前衛思想。盡管中宣部嚴防死守,但今天中國知識界和一般民眾對普世價值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已非六四前的中國社會可以比擬。中國社會的很多指標現實,現在比1989年時更具有推動自由、民主的民眾基礎。

六四鎮壓後,中共當然意識到市場經濟的發育給政權帶來的威脅,這才有了江澤民“把個體戶整垮“的豪言壯語,但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國,計劃經濟的失敗已成定論,加之嚴峻的就業問題時刻造成對政府的壓力,遏制民營企業發展的思路在民生和就業壓力之下,是不切實際的,即使在鄧小平南下講話之前,左的口號之下,民營經濟也沒有停止過長足發展的勢頭,這是人心(甚至可以說私心)所向,大勢所趨。

民營經濟的發展和普世價值思想的傳播造成的沖擊,使共產黨傳統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官方再也拿不出一套可以被社會接受的“思想理論”,於是全社會出現一種怪現象:公開的官方話語與私下真實話語的脫節,正如原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所描述的,省委書記省長,們鸚鵡學舌般講完一套官話,私下裏卻大都認為中國需要走民主的道路。

我認為,這種私底下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接納和認可,八九民運和六四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助推作用。沒有八九民運的風起雲湧和最終做出的流血犧牲,普世價值不會這麽快取得道義和理念上壓倒性的優勢。盡管中共采取越來越強烈的警察維穩壓制,但人心的喪失和對中共前途的悲觀,從六四開始就變得不可逆了,至於禦用學者發明的“三個自信(後增加一自信改為四個自信”和習近平的“馬列回潮”,不過是一個歷史的插曲。事實上,盡管對民營企業充滿警惕,采取限制和歧視的政策,習近平也不能在整體上扼殺民營企業的生存,畢竟民營企業創造了大多數就業崗位,這一點迥異於毛澤東時代,也完全不同於1989年時的經濟結構,這種變化也使中共已不可能堵死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因此,回潮只是暫時的,而且會形成很強的反彈力。

為了挽回意識形態領域徹底的失敗,六四之後,中共轉而乞靈於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迄今為止,雖然習近平試圖恢覆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其所依仗的仍然不過是愛國主義,而無法讓早已與現實完全脫節的馬克思主義恢覆生機,以自由、人權、法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仍然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政治理論,任何嚴肅的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普適價值思想。

六四過後,腐敗的加劇、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市場經濟因素的增加,使社會進入利益多元化狀態,社會矛盾更多地不再以理念差異體現,而直接表現為個體利益上的分化,在缺少法治的社會中,這種分化和沖突經過演化,最終又被賦予了政治上的敏感性。二十九年後,我們看不到八九民運那樣大規模的抗議,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各種抗議、上訪、沖突所卷入的人數,可能比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數量還多;中共如今不再動用軍隊和坦克,但每天投入到維穩上的人力,肯定遠超1989年6月4日。有人認為這種基於利益沖突的抗爭是沒有意義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自由、人權、民主理念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對應社會現實的需求。1989年以前,中國社會有沒有利益分化?當然有。但我們很少看到公開的抗議示威,甚至於1958年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幾千萬人活生生被餓死,也沒有形成有影響的抗議事件。這是因為任何抗議事件的形成,背後必須輔以觀念作為推動力,六四之後的中國社會,權利意識開始深入人心,人們意識到,除了沈默和揭竿造反,還有一種改變現實的力量,那就是以人群聚集的方式來維護個人權益。不僅如此,“法治”、“人權”概念也被中共羞羞答答地寫入憲法,這些寫在紙上的條文雖然只是空話,但至少反映了中共在理論和公共話語上的退卻,被迫部分地接受來自普適價值的概念。當然,在中共“愛國主義”長期宣傳之下,很多社會成員動輒就要“打日本、滅美國”,甚至成了網上的所謂主流輿論,但我們回顧習近平整頓網絡之前的網絡狀況就會發現這只是一種假象。就在短短幾年前,官員公開抱怨政府在網上“成為弱勢”,各大等門戶網站上焦點新聞的評論也幾乎是一邊倒地批評政府,最近幾年,這些聲音似乎消失了,它們去了哪裏?只是批評政府的聲音被技術性屏蔽而已,具有自由思想的社會成員並沒有消失,而且,即使是那些五毛,面對暴力拆遷、城管打人等惡性事件,也會啞然無語。

上訪人數和群體事件的居高不下表明當今中國的官民對抗開始呈現為一種權利意識推動下的利益抗爭,對權力者來說,這樣的抗爭一時間比理想主義者的抗爭更難消除。

無視和貶低這些抗爭的價值是極其短視的,當人們震撼於二十九年前學潮的規模時,誰會否定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次次學生運動(如八六、八八學潮等,其中也包含一些利益性訴求,如1979年人大校園之爭引發的抗議)對推動八九民運的作用呢?所有的大樹都要長過自己的幼苗階段。

回首八九民運及其悲壯結局,常有恍若隔世之感,但如何審視六四,卻有不同的方法,有人以八九民運的失敗結局而墮入悲觀主義,有人意識到八九民運只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開始,因而不屈不撓。盡管二十九年來遭受最為嚴酷的打壓,但在今天的中國,除了權利驅動的抗爭,觀念、政治意義上的抗爭也從來沒有斷絕,而且參加者的人數與其它國家民主化過程相比毫不遜色。最近幾年的超高壓控制,表面上削弱了反對的聲音,但也讓更多的社會矛盾失去了緩沖的出氣孔,並促使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態度發生根本改變,使專制政治陷入更大風險。

二十九年後,盡管不再是熱點話題,六四人物也大都老去,依舊在政治上活躍的越來越少,但六四是中共無法回避的夢魘,每年的六四都是中共維穩體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任何認真討論中國政治問題的人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是因為:六四是一個百年、千年話題,不會隨著當事人的漸漸老去而被世人遺忘,六四濫觴的政治議題在中國不僅沒有消除,而且在日益緊迫地成為全民議題。今天中國政府面臨的政治難題要回到六四才能找到答案,中國民間異議政治的規模性形成和持續化、深入化,也要回到六四這個源頭去審視。

從這個意義上說,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是中國當代史的開始,沒錯,六四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對過去二十九年的回顧與反思,不能以否定八九民運和後八九民運為目的,因為這是中國未來的原點,只有意識到六四作為中國當代政治尤其是異議政治的起點性位置,人們才會以當代眼光來審視我們的社會、歷史、文化,實現觀念轉型、政治理念轉型、行為模式轉型,同時也讓我們的目光從單純的政治變革轉向更多層面,以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大的決心推動中國社會的基礎性改變。

我曾多次假設:當天安門和長安街的抗議示威被鎮壓後,如果全國各地的抗議能夠持續,中共能夠贏得1989年的那場較量嗎?那麽,今天就讓我們把視線轉向更加遼闊的國土。要意識到並非只有備受矚目的人物和事件才具有歷史意義,無論是觀念的傳播、集會抗議、思想討論、維權抗爭、圍觀聲援、傳播真相、網絡發聲、民間互助、飯醉聚會……都是在構築我們在天安門和長安街之外的力量基礎。

1989年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天安門廣場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天安門廣場,而中共的軍隊只有一支,而就連這支軍隊的選擇,也不是永恒不變的。

六四以後,中國開始有了真正的當代中國政治學,今天的我們需要繼續認真學習,同時踏實地創作我們應該書寫的那一章。

2018年6月2日 於華盛頓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華人民主書院立場。)

相關文章

本週熱點

最新文章